就在刚刚，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并颁奖，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荣获本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刘永坦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永坦是中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与技术奠基人和引领者，40年来，这位著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致力于中国新体制雷达事业的发展，为中国筑起了“海防长城”。

　　1990年4月，刘永坦和他的团队首次完成了中国对海面舰船目标的远距离探测实验，标志着中国新体制雷达技术实现了对海探测技术的重大突破。

　　2011年刘永坦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面向国家未来远海战略需求，耄耋之年的刘永坦依然活跃在科研前线，继续带领团队规划实施对海远程探测体系化研究，逐步开展分布式、小型化等前瞻技术的自主创新，为构建“海防长城”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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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永坦，1936年生，祖籍湖北武汉，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他长期致力于电子工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特别是对新体制雷达系统与信号处理技术的系统研究。他在雷达系统与信号处理技术领域有着精深的造诣，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他负责研究的“新体制雷达与系统试验”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在雷达研究中，他发展了运动补偿理论，并针对大带宽信号与系统提出了新的补偿理论。

　　人们都称刘永坦为“杂家”，即使跟这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两院院士不谈雷达技术、不谈科学研究、不谈教书育人，只谈文学艺术、历史哲学，他也照样有说不完的话题。就连刚刚接触他不久的人，也都能深切感受到其敏锐的洞察力、睿智的言谈以及眉宇间的浩然之气。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南京一个温馨的书香门第。然而，生活在内忧外患的乱世，无论什么样的家庭，都无法摆脱那挥之不去的阴霾和苦难。国家蒙难，民何以安？出生不到一年，他就随家人开始了逃难生涯。“永坦”不仅是家人对他人生平安顺遂最好的祝愿，也是对国家命运最深的企盼。

　　刘永坦很早就在母亲的“监督”下读史书、诵诗文、勤思考，培养出了很强的求知欲和爱国心。父亲常常告诉刘永坦，科学可以救国，可以振兴中华。

　　1953年，刘永坦怀着投身祖国工业化的决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工大。经过一年预科、两年本科的学习，成绩优异的他作为预备师资之一，被学校派往清华大学进修无线电技术。短暂的两年时光，他毫不懈怠，扎扎实实地完成了学习任务。1958年，刘永坦回到哈工大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这年夏天，他走上了大学讲台，正式成为哈工大的青年教师和科技工作者。

　　1965年春，刘永坦参加了科技攻关第一战，承担了国家“单脉冲延迟接收机”研制任务，主持并提出了总体设计方案。遗憾的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人生第一项研制任务，“文革”就开始了。1970年刘永坦插队落户到黑龙江省五常县。积肥、种地、插秧，他的工作与无线电暂时“绝缘”。

　　深谙历史进程的刘永坦非但没有心灰意冷，反而愈挫愈奋，历苦弥坚。因为他知道，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波折，处于逆境之中的个人必须经得起考验。

　　“爱国就要真正了解我们的国家，千千万万的农民不都是这么辛勤劳苦吗？我有什么好抱怨的？”繁重的水田劳作没有使刘永坦消沉下去，反而激励他做起了“合格的农民”，但也因此落下了伴随一生的腰病。

　　1973年重回学校后，刘永坦所在的专业正在从事声表面波的器件研究。由于研究需要大量数字计算，他成为系里第一个学会使用计算机的人。

　　1978年，刘永坦被破格晋升为无线电系副教授。同年8月的一天，刘永坦正在修抗洪江堤。一纸去北京语言学院参加出国人员外语培训班选拔考试的通知，让没有任何准备的他奔赴北京，走进阔别已久的考场。凭借扎实的“内功”，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出国外语培训班的快班。

　　1979年6月，刘永坦到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和伯明翰大学进修和工作。伯明翰大学电子工程系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先进的试验设备，聚集着一大批雷达技术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刘永坦的导师谢尔曼就是其中之一。刘永坦来进修之前，这里曾接收过少量的中国留学生。不过，他们大多做的是科研辅助工作。

　　了解情况之后，刘永坦心里不是滋味儿。因此，他更是严格要求自己，铆足劲去学。刘永坦常常提醒自己：“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成功与否代表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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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谢尔曼给刘永坦布置了大量英文文献去学习。凭借过硬的英文功底、深厚的专业知识，刘永坦很快完成了“作业”。他的勤奋、刻苦和才华赢得了谢尔曼的信赖和赏识。谢尔曼开始让他帮带博士生，并让他参与到重大科研项目“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部分研制工作。这一技术对刘永坦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深知此项课题的艰巨性。

　　设计—试验—失败—总结—再试验……无数个日日夜夜在刘永坦的钻研中悄无声息地溜走。终于，一年多以后，他顺利完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信号处理机的研制工作。导师谢尔曼评价说：“刘永坦独自完成的工程系统，是一个最有实用价值、工程上很完善的设备，其科研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很重要。他的贡献是具有独创性的。”进修期间，伯明翰大学授予刘永坦“名誉研究员”的称号。

　　通过这次难得的科研任务，刘永坦对雷达有了全新的认识。传统的雷达虽然有“千里眼”之称，但也有“看”不到的地方。世界上不少国家因此致力研制新体制雷达，从而使“千里眼”练就“火眼金睛”的本领，伯明翰大学电子工程系就在做这项工作。

　　“中国也必须要发展这样的雷达！这就是我要做的！”刘永坦说，“我学有所成，当然要回国。在英国，无论我工作多么努力，取得了多大的成绩，终归是在给别人干活。回到祖国，我可以堂堂正正地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心情是何等舒畅！”

　　1981年的金秋，进修结束后的刘永坦立刻起程回国。此刻，他的心中已萌生出一个宏愿——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

　　新体制雷达被俄罗斯人称为“21世纪的雷达”。当今世界的千余种雷达中，新体制雷达不仅代表着现代雷达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且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领域也都有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曾经对这种新体制雷达进行过突击性的会战攻关，但由于难度太大、国外实行技术封锁等诸多因素，最终未获成果。

　　除了基本理论和思路外，刘永坦根本找不到多少资料，更没有相关的技术可供借鉴。对此，当时有人说，大的研究院所尚且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更别说一所大学了；还有人说，这样的研究风险太大、周期太长，很可能把时间和精力都搭进去了却一事无成……但是刘永坦不改初衷。

　　1982年初春，刘永坦专程赶赴北京，向当时的航天工业部预研部门领导汇报，详实地介绍了当时发达国家新体制雷达发展的动态，并畅谈了自己的大胆设想。预研部门的领导听得十分认真，当场拍板支持刘永坦的设想，希望他迅速组织科技攻关力量，早日把新体制雷达研制出来。得到支持后，刘永坦立即进行了细致的策划和准备。他根据当时世界上雷达的最新技术信息，运用自己在国外取得的科研新成果，采用了独特的信号与数字处理技术，提出研制中国新体制雷达的方案。也是在这一年，刘永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10个月的连续奋战后，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诞生了。1983年夏，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召开方案评审会，对这份新体制雷达方案报告做详细评审。专题会开了整整4天，最后与会专家们一致表决通过该报告。有两位与会的知名老专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已经多年没有看到过如此详细的论证报告了！”

　　这是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具有开拓性的攻坚战。接下来的战斗更加艰苦卓绝，经过800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数千次实验、数万个测试数据的获取，刘永坦主持的航天部预研项目“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及方案论证”获得硕果，许多关键技术的突破为中国新体制雷达研制成功打下了良好基础。

　　1986年7月，航天工业部在哈工大举行了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成果鉴定会。50多位专家认真审查、讨论和评议，一致认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用两年多的时间在技术攻关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掌握了新体制雷达的主要关键技术，某些单项技术已经进入国际国内先进行列。由于主要关键技术已经突破，证明原定方案是可行的，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完善雷达系统设计并建立实验站的条件。”从此，新体制雷达从预研项目被列为国家科技应用与基础研究项目。

　　刘永坦和他的团队已经完成了预研使命，完全可以结题报奖了。但是，他认为仅仅“纸上谈兵”是不够的，国家真正需要的是进一步建立有实际意义的雷达实验站。1986年，刘永坦开始主持“新体制雷达研究”，为研制成完整的雷达系统而奋力拼搏。1989年，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建成。1990年4月，雷达站完成了整机调试。1990年10月，国家多个部门联合举行的鉴定会宣布：“新体制雷达研究成果居国际领先水平。”1991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从1987年开始，刘永坦和他的同事们还承担了国家“863”计划项目新体制雷达研制工作。刘永坦率领攻关团队与航天工业总公司的有关研究所联合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台实验雷达，为中国雷达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永坦在雷达、制导技术方面的创造性科学成就和突出贡献，为国内外同行专家所瞩目。由于其出色的成绩，他于1990年被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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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永坦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个‘双院士’称号，是整个研究所集体智慧的结晶。”的确，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科研活动不太可能再允许一个人去单打独斗。新体制雷达研制队伍就是一个相互协作的团队。

　　进行雷达研制，研究人员大部分时间都要在现场做试验。外场试验期间，刘永坦带领团队成员常常在条件恶劣的试验现场一干就是几个月，临到春节前一两天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短短几天之后又得返回试验现场。刘永坦曾反复对团队成员们说：

　　“跟理论相比，实际情况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掺入其中，需要仔细分析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件件解决。这也是好事，因为不碰到实际问题永远也提高不了，你有的都是书本上的很漂亮的理论，但往往套到实际中去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只有在实际中解决问题，才能体现出理论的完美。”

　　调试初期，系统死机频频出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再加上发射、接收、信号处理、显示等设备组成的庞大系统，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无法运行。要从这么大的系统中找出问题的症结，工作量无疑是很大的。可试验中的运行状况是决定项目能不能顺利转入下一阶段研制的关键。刘永坦率领他的团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系统的每一个程序开始检查，发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保证了系统的稳定运行。

　　新体制雷达不同于以往的微波雷达，就连航天部的专家们在论证时也低估了其工程化的难度。批复的经费在采购完必要的仪器设备之后，可支配的资金已经所剩无几。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这种境况，有些人灰心了。关键时刻，刘永坦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奋勇直前。经过反复讨论，他们决定自筹资金并争取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随后的日子，这群优秀的科技工作者顶风冒雪，日晒雨淋，终于在1989年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1990年4月3日，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刘永坦及其团队的新体制雷达技术终于使目标出现在屏幕上。当时团队成员都流泪了，为的是成功后的狂喜，也为8年来不为外人知晓的艰辛。8年之中，刘永坦的团队也从当初的6人攻关课题组发展成了几十人的电子工程技术研究所。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被实践证实并得以丰富发展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只有这两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才是我们完成具有创新科研工作的指导方针。”

　　研究成果虽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但刘永坦觉得这还远远不够，他认为这些成果倘若不能变成真正的应用，那无疑就像是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好看却不中用，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损失。

　　“一定要把实验室里的成果变成真正的应用。”面对人生的又一次重要抉择，刘永坦再一次做出了为大义舍小利的决定。这一次，他知道不止需要8年。随后发生的事情，让刘永坦“意外”地深深感动了一回。在得知他的决定之后，团队成员竟然全部义无反顾地做出了全力支持的决定。团队骨干许荣庆、张宁、权太范、邓维波、马子龙、张庆祥、于长军、赵彬等人都说：“刘老师艺高胆大，又善于团结大家一起协力攻关，我们跟着刘老师干有信心。”

　　任何一支团队都有着自己的“精神”。这精神是什么？是一种性格，也是一种情怀。刘永坦所秉承的性格和情怀是敢于迎难而上、挑战自我的气魄，是困境之中勇往直前、毫不退缩的决心，是难题面前义无反顾、敢于亮剑的斗志。他的性格和情怀早已润物细无声般深深植根于团队每一个成员的心中。

　　“新体制雷达项目得到了国家高度重视。它对国家、学校和专业都意义重大，我们压力很大，但必须做好。”1997年，新体制雷达被批准正式立项，哈工大作为总体单位承担研制工作，这在国内高校中还是首次。大家深知，面前是一条只能进不能退的路。“一个一个研究，一个一个排除，可以说，这十几年我们是在解决强大的电磁干扰中成长的。”回忆起从实验场地转战到实际应用场地的岁月，团队成员都唏嘘不已：很多理论、技术上的难点和空白仍然需要去解决、去填补，再加上地域和环境的差异，实际工作中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各种各样的广播电台、短波电台、渔船，发出强大的电磁干扰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难题。的确，这太不容易了。因为这类项目一般都是由专业院所才能完成，绝非一所高校能做到的。更何况刘永坦团队当时仅有二十几人。

　　“这些家在哈尔滨的队员，每一次去基地常常要干两三个月然后才能回来休整几天。”刘永坦说，“能为国家的强大作贡献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和使命。国家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们做，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所以我们团队的队员尽管清贫，却干得有劲、觉得光荣。”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继续提高雷达性能的要求，又是10余年的艰辛努力和刻苦攻关，刘永坦和他的团队又一次圆满完成了任务。

　　刘永坦为之不懈奋斗的新体制雷达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对长期以来困扰雷达的诸多威胁提供了有效的对抗技术措施，而且比其他技术造价低，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值得一提的是，这项于2015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成果，将在保卫祖国海疆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强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