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孙东生：推动冰雪供给“越过山海关实现东南飞”

　　2022年北京冬奥会还有不到两年时间。申办冬奥会提出了"3亿人上冰雪"这一目标，目前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3月27日，绥芬河口岸首个输入病例入境，此后一个月间入境人数2000多人，目前输入疫情控制得怎么样？

　　围绕这些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副省长孙东生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

　　谈冰雪运动

　　冰雪供给出现了"三个失衡"

　　新京报：黑龙江是冰雪大省，但是冰雪运动项目，比如冰球，给人感觉都是小众项目，冰雪运动群众参与度怎么样？

　　孙东生：其实，小冰球里面有着大未来。一个热爱运动，特别是冬季冰雪运动的民族肯定是充满活力的、时尚的和健康的。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倡导全民健身，使全社会充满活力、向上向善"。冬季项目因其独特的魅力，速度、力量、耐力、力量与艺术完美结合，成为国际上广为普遍欢迎的运动选项，同时，冬季项目有助于激活人体自身调节和环境适应能力，使其成为不可替代的运动项目。我国也是冬奥会的筹备国家，冬季项目正成为时尚选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冷资源已经迈向"热经济"。但同时也应看到，冰雪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群众参与度不够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新京报：影响群众参与度的关键原因是什么？

　　孙东生：冰雪运动在欧美国家比较流行，在国内则相对"小众"，除了地形地理、历史积淀、文化传统等因素影响之外，主要原因是冰雪供给也就是供给侧出现了"三个失衡"。

　　比如高端供给与大众供给的比例失衡，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全国冰雪运动参与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场地建设不足成为冰雪运动发展的重要短板，东北、西北、华北和南方地区因"场所太远"导致"无钱无闲"者不能参加冰雪运动的比例分别为43.9%、67.2%、76.5%，但动辄几十万元的南极冰雪旅游人数却九年暴涨40倍，"有钱有闲"人成为主力军。

　　还有冰雪产业与冰雪事业的发展失衡，由于地理因素限制，加之人工成本因素，导致"北强南弱"，南方地区冰雪运动普及率较低，仅为18%，不到东北地区的一半；冰运动和雪运动的结构失衡，因为一次性投资较大，运营成本和维护费用居高不下，"雪运动"成本高昂，滑雪的门票价格是室内滑冰的5倍，导致了"冰强雪弱"局面，更多的人选择负担相对较轻的"冰"。

　　新京报：申办冬奥会提出了"3亿人上冰雪"的目标，眼下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还有不到两年时间，如何解决这"三个失衡"呢？

　　孙东生：从供给侧入手，围绕"玩得起玩得好"，重塑冰雪运动供给结构。比如"北强南弱"问题，其实随着制冰造雪技术的改进，目前冬季项目场地和运营成本大幅度降低，加上高铁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进，便利性明显增强，这些都为冬季项目普及创造了条件，冰雪运动已经突破了传统冬季项目的地域限制。

　　所以在冰雪资源供给上，可以加强"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实施，让东北等传统冰雪运动省份与全国特别是南方省份对接，推动冰雪供给"越过山海关实现东南飞"。高端供给与大众供给失衡问题，可以以"半小时冰雪休闲健身圈"为核心，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加大群众性普惠冰雪的供给力度。

　　推动冰雪运动普及需要加强统筹引导，合理规划制定冰雪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以产业发展激活冰雪项目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近年来，黑龙江举办了学生冬季运动会、冬令营、中俄学生冰雪嘉年华等活动，还与国家体育总局连续五年举办了全国少年未来之星冬季阳光体育大会，这些活动在校园里培育出一批批冰雪运动的"粉丝"，带动了更多的成年人走上冰雪。

　　所以要让更多的人爱上冰雪运动，可以从校园冰雪运动入手，推动冰雪项目进校园建立联赛机制，以竞技引领群众广泛参与。在2020年冬奥会的带动引领下，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3亿人上冰雪目标一定能实现，更重要的是还将在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

　　谈抗击输入疫情

　　建议全国人大对边境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和处置专门制法规，提升应对处置能力

　　新京报：3月下旬以来，黑龙江绥芬河口岸一直在“战疫”，目前输入疫情控制得怎么样了？遇到了哪些问题？

　　孙东生：从3月21日至4月8日，绥芬河口岸累计入境2497人，其中确诊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409人，占全国境外输入病例的约四分之一，目前已无新增病例，总体形势趋于平稳。

　　在应对境外输入疫情过程中，黑龙江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都比较大。作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者，我感到边境口岸应对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还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例如从公共卫生角度看，黑龙江省现有边境口岸18个，多数口岸和口岸城市的基础设施不到位不达标，卫生检疫防疫资源和力量更是严重不足。口岸国门第一道关卡的底子"薄"，急需固本强基。

　　新京报：具体到绥芬河的情况呢？

　　孙东生：绥芬河是一个常住人口仅7万的边境小城，符合防疫要求的隔离宾馆只有15个923间房，以每天入境180人14天为一个隔离周期计算，需要2500多个房间；按照收治500名患者测算，还需要为医护人员、后勤人员、转运人员、公安干警准备1500个房间，极大超出了城市的供给能力。救治能力也很缺乏，绥芬河市传染病医院仅有的16间留观病房无法满足需要；3家公立医院等级最高为二甲，床位总数591张，市人民医院改造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后，其余两家医院仅剩177张床位，难以满足其他患者的就医需求。

　　新京报：还发现了其他问题吗？

　　孙东生：从国家安全角度看，专业人才极度缺乏，卫生检疫检测专业力量更是薄弱，海关一线的采样专业人员、流调专业人员、实验室专业检测人员，等等，都不能满足需求。这次抗疫过程中，绥芬河核酸检测能力最初每天只有96人份，口岸通关环节最长采样时间达24小时，得到国家和省里的支援后，满负荷状态下的检测能力仅达到400人份。

　　新京报：这些问题怎么办？有哪些建议？

　　孙东生：要对边境口岸注入"大"的战略资本。对于处在经济发达都市圈内的口岸，可进行"近亲联姻"，将口岸与附近城市的应对处置资源统筹起来，实现资源整合和共享。对短板和矛盾突出的欠发达地区边境口岸，应着眼未来的战略需要，从国家层面安排一定规模的资金，重点对老旧口岸进行现代化特别是信息化改造，推进卫生检疫防疫设施建设，建成一个完整的闭合的应急处置能力链条，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宁可平时"十室九空"，也不能战时"望床兴叹"。

　　同时，建议全国人大进行深入调研，对边境口岸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和处置专门制定一部法律法规，该细化的细化，该填补的填补，从立法层面提升应对处置能力，从而实现长久稳边固边兴边的目标。以绥芬河为例，按照"大口岸大城市大功能"的模式加大建设力度，就可以形成"大大的绥芬河小小的牡丹江"的边境口岸发展格局。建议全国人大对此开展调研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