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黑龙江垦区“第一朵报春花”

　　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手印，实施农业“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然而，中国农垦，并没有紧随其后。直到黑龙江农垦一户普通人家召开的一次家庭会议，让中国农垦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198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在乌苏里江畔的八五八农场十五队，44岁的转业军人王木存召集一家5口开了个家庭会议，议题就是“承包农场土地，自己干”。媳妇林原凤坚决反对：“要是赔了咋办？儿子还没娶媳妇呢！”林原凤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当时王木存全家5口人都是劳力，靠拿工资一个月就能挣100多块，一家人在当时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林原凤害怕，万一承包失败，农场再不给发工资，一家人可咋活？然而，儿女们都十分支持，两个儿子表示就算打光棍也要跟着父亲干。有了这句话，王木存更是坚定了信心，因为在这之前，他回河南老家探亲，亲眼目睹了家乡农村土地承包后发生的变化，当时就暗暗下定了决心。回来后，队里正在号召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举办家庭农场，王木存第一个就报了名。于是就有了这次家庭会议。

　　少数服从多数，老婆犟不过老头。承包的事就这样通过了，而且一包就是2200亩。

　　“当时我也不知道这叫家庭农场，更不知道自己是全国农垦第一个。”如今回忆起来，现年79岁的王木存并不掩饰当年的懵懂。

　　但这并不影响这个家庭农场事业的开始。王木存从连队领来了一台拖拉机、一台牵引康拜因和犁耙、播种机等农业机械，儿子又找来了最铁的三个哥们儿，8个人从此没白没黑地干了起来。按当时的机械水平，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最多能种百八十亩地。而他们8个人的劳动量却是别人的三倍。其结果就是一个字：累！

　　每天天刚亮，全家人就要步行十多里地去到田里，晚上干到十一二点，再走一个多小时回家。人的体力几乎到了极限。有一次，儿子拎着暖水瓶走路时就睡着了，水瓶打破了竟然还不知道。后来，因为实在太累，儿子的仨铁哥们儿不干了。但王木存一家人还在坚持。

　　除了累，“要啥没啥”是王家面临的另一大难题。没有资金、没有农具、甚至没有左邻右舍的支持。“当时困难到连个装粮食的袋子都没有。”为了解决家庭资金问题，林原凤养了2000多只鸡，别人种完地回家累了休息，可她还得把鸡再喂一遍。提起那段艰苦的日子，王木存特别感谢老伴：“当初她是最坚决反对的，可干上之后，全都靠她才渡过难关。”除了资金，周围邻居、职工的嫉妒与奚落也成了王家的障碍。“出风头”“逞能”“想发财”之类的话包围在了全家人。

　　 原本人缘极好的王家，农忙时节有个大事小情的，旁人不但不伸手帮忙，甚至故意刁难。现在说起这事，山东口音浓重的林原凤嗓门还会突然高起来。

　　辛酸、劳累终于换来了成果。年底一算账，王木存家庭农场纯盈利2.7万元，是整个生产队盈利的3倍。当年，十五队恰巧亏损。在队里的协调下，王家将这笔钱贴补给了队里。最后纯收入4943元。

　　王木存出名了。1984年4月王木存家庭农场荣获黑龙江垦区模范家庭农场称号；9月，王木存家庭农场的四幅照片被陈列在北京中国农业展览馆，并被称为黑龙江垦区“第一朵报春花”。

　　由于王木存的成功，家庭农场在垦区发展壮大开来。1983年8月份，北大荒发展起了20多个家庭农场。1984年垦区家庭农场达2.9万个，到1985年，一下猛增到了10.1万个，77%的耕地承包给了职工，有21.5万名职工参加了承包，占到了当时种植业职工总数的70%。

　　王木存更来劲儿了，眼光长远的他竟然制定了个“家庭五年计划”：“承包不是为了挨累的，这么累没有计划不行。”有了之前的经验，王木存的“五年计划”很具体：第一个五年，一年一个万元户；第二个五年，要形成整套的农机队；第三个五年，总收入不低于10万元。事实证明，思想前卫的王木存当时还是保守了。他的家庭农场收益以每年几万元的利润递增。1987年，他自掏4万元，贷款10万元，买了台当时最先进的康拜因，从佳木斯开回农场，一路上边开边帮云山、八五O等农场收割庄稼，从买到手到开回家，几天的时间就挣了两万多块钱。就这样，王木存的家庭农场一路走来，越干越红火。“三个五年计划”早就超额完成。在当初召开家庭会议的院子里，老人指着众多农机中的一台巨无霸告诉记者，这台康拜因是十多年前买的，价值50多万元。

　　然而家庭农场在垦区并非一路顺风，大规模兴办家庭农场很快暴露出了问题和矛盾，关于是否要坚持办家庭农场的争论也日趋激烈。在北大荒开垦的初期，军事化的组织形式，集体化的劳动方式，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家庭农场涉及到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相当多的人认为，办家庭农场改变了国营农场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发展下去，会导致国营经济的瓦解。而且在人们传统观念里，以高科技、大机械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与个体承包、分散经营的家庭农场是水火不相容的。一位开拖拉机的老劳模看着拖拉机被其他职工拉回家，抱头痛哭。在这样的形势下，再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已经办起的家庭农场出现反复，1986年夏天，大多数的家庭农场纷纷解体。

　　就在这时，王木存的大儿媳妇也提出不同意再办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了，为此她要和丈夫一起另立门户。王木存的大儿子也是一个犟脾气，宁愿离婚也不分家，坚持和父亲一起经营家庭农场。面对困难王木存没有放弃，他找来纸笔，写下了：“山外青山楼外楼，木存家庭争上游，不达目的非好汉，目标一定要实现。”凭着这股劲儿，1991年王木存再次顶住了垦区家庭农场的反复，在全农场的家庭农场只剩了他一家的情况下，任凭生产队领导三番五次上门，他就是不解散他的家庭农场。王木存老人回忆说：“当时我看到希望了，你不拿枪逼着我，不把手铐子给我戴上铐到公安局去你就别想叫我不干。”

　　坚韧的王木存坚持下来了。到1996年，王木存的家庭农场已经累计向国家交售粮食260万公斤。到了1998年老人退休时家里的资产也早就过了百万，家里人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历史总是在不断的变革中前进。三十多年间，垦区“两自理”（生活费、生产费自理）和“四到户”（土地、机械、核算、盈亏到户）的家庭农场经营机制和“大农场套小农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逐步完善中建立起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家庭农场逐渐成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处在农业产业振兴的核心地位。比王木存贡献大的家庭农场已经不计其数。到2017年，全垦区家庭农场数量达到了25万个。

　　如今，王木存这位思想前卫的老人也已经进入了耄耋之年。但他的心思却仍旧活跃。“我要是不管着他，他能上天！”想起十年前，倔强的王木存办好了护照想去俄罗斯种地，老伴还“气不打一处来”。

　　现在的王木存似乎安静了下来，每天早上骑电三轮去打太极拳，上午玩台球、乒乓球，晚上跳广场舞，再一天给老伴做好三顿饭。“忙碌”的他还是给自己找到了新营生——他又照看了20亩地，目的是试验一种土壤调节剂。在田间，老人用智能手机拍摄着秧苗的长势：“据说，用了这东西不但能提高产量，还能减少农药残留，让粮食更加绿色健康。我这辈子有很多荣誉，但总感觉没给社会做过什么贡献。这个试验要是成功了，也算我为国家做了点事。”（记者 刘楠 吴树江）